丁小平：民族落后的原因

恢不恢复儒学，与我个人没啥关系，我只是希望家族不参与这些事，因为利小害大。这里不论述为什么利小害大了，因为文章得写万余字。试想，谁的文科知识能比毛泽东更渊博？毛泽东对孔孟之道持批判态度，这说明什么？中国在唐宋元明清的任何时候的儒学都不知比现在发达多少倍，可是不是被契丹人、金人打垮就是被蒙古人、满人打垮，接着又被日本人屠杀。如果要再兴儒学，也要像日本人那样对待儒学（武士道的精神核心就是儒学）。

世界强盛的国家都不搞儒学。人家古希腊在公元三百年前就知道地球是圆的，别再坐井观天了。西方不搞儒学，相对发达；而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几乎一无所知。就是读，一万个人中也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读不懂。不信就买一本《现代西方哲学新编》试一试。

欺负中华民族的都是混蛋！可是，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自找欺负——因为我们不走正路啊！我们的逻辑是：我们操蛋，但我们愿意，你日本鬼子凭啥来侵略我们？我们忘性真好，好像我们的土地不是欺负朝鲜等得来的。看一看秦国土地面积多大？秦国侵略六国，有了中国；中国又向外侵略，有了更大的中国。大清土地面积最大，因为干不过老毛子，丢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。在人类充分文明前，就不会有固定的国界。一个民族总像李亚平先生说的那样，那叫找揍、找丢国土。对于家族也一样，自强才是道理。

歌颂孔子为“千秋仁义之师”、“万世人伦之表”的政权都完蛋了，强有力的政权都对儒学没兴趣。在春秋之前，到汉朝中国都领先，尤其是春秋时期。后来在哲学、科学、技术，甚至音乐上，什么都比不过西方。因为什么原因落后无法定论。鲁迅和毛泽东认为，是儒家文化起了坏作用，史学家李亚平也这么认为。大家讨论一下中国愚昧长期落后的原因。

“案子又上交大理，大理当堂问道：‘军侯何故谋反？’周亚夫方答：‘我子买的乃是葬物，怎说是谋反呢？’大理又讥笑道：‘你地上不反，也是欲反地下，何必讳言！’”

履行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”，否则，遇到困难甚至是劫难救不了，因为那是恶报。糊涂是概率性的恶，因此，不克服糊涂的人就是恶人。好的政治是最大的善，坏的政治是最大的恶。因此，政治上清醒的人一定支持好的政治、反对坏的政治，也因此行了大善；政治上糊涂的人就难免反对好的政治、支持坏的政治，也因此做了大恶。毛泽东的表弟在功德林，徐特立的女儿（是汉奸）在上海监狱。不知别人怎样，我对此总有感慨。任何人，乃至大自然所能造的恶，政治都能造出来，而相反却不行。善也一样，政治能提供的善，自然和有限群体提供不了。任何反动的政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伪造历史——这是倒行逆施的前提。因此，看一种政治是否反动，就看他们是否伪造历史。

所谓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害死人。即使“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”，也得由人实现。“没有毛泽东，中国革命不过晚几年胜利”，纯系胡扯。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使人们神魂颠倒了，再把“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”联系起来，生产力就决定了一切，于是，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没了。注意，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是假马克思主义。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明朗，后人又胡说八道，结果，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

经济基础决定不了上层建筑。即使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，也可以建立民主集中制；即使建立的是专制制度，也不是不可以有杰出的皇帝。封建制度需要好皇帝，可是，恰恰鲜见好皇帝。我们的文化环境容纳荒唐的皇帝。强权未必不好，民主制度下的政治，好不到哪儿，也坏不到哪儿；专制制度下的政治，可以好得出奇，也可以坏得出奇，关键看领导者。汉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实施者是汉武帝，出主意者是董仲舒。

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大民主的会议，毛泽东被选掉了。民主制度是平庸的制度，其决策好不到哪儿，也坏不到哪儿。专制制度是极端的制度，它既可能有极坏的决策，也可能产生最佳决策，还可能出现平庸决策。民主集中制是最佳的政治制度。

社会的好坏是通过政治制度体现出来的，“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”，但其它就不那么简单了。社会制度朝着生产资料利用效益最大化方向演化，但这种演化既以现有文化为前提，又同时改造现存文化。

儒学当然有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可是，这句话的前面是“仕而优则学”，可见历代反动政权阉割了儒学。那么，儒学自身呢？也并不够好：虚伪、保守。中国文化的缺点是缺乏高度和真、美，由于这些原因，善也往往变成了伪善，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谓的“我翻开历史一查……”。如果中国文化和历代皇帝能懂得“自私是愚蠢的”，如果历代皇帝懂得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，那么，中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

封建制度当然不好，但是，只要官员懂得“自私是愚蠢的”，社会就不会那么坏，自己也不会那么坏。把一切都归于专制是幼稚的。皇帝不最会打仗，做了江山后就一定杀大将军吗？问题的根本在于思想高度！最高领导人一旦思想没有高度，就什么都完了。

1840年是多好的机遇呀！可是，有那样混蛋的皇帝和庸人朝廷，一切都走向反面。抗日战争多艰难呀！可是，有了毛泽东，情况就好了。如果满清皇帝能像叶卡捷琳娜一世那样重视科学，如果满清皇帝能像马克思那样有学问，如果满清皇帝能懂得“自私是愚蠢的”，那么，李亚平所言还成立吗？

也许有人会说，让皇帝像马克思不现实。我们不争这些，能注重培养马克思这样的人行吧？再退一步，请康德、亚当·斯密、魁奈等来中国组建社会科学院行吧？

注释：

1.叶卡捷琳娜一世重金请瑞士大科学家欧拉到俄罗斯科学院工作，欧拉最终工作至逝世。

2.如果皇帝懂得“自私是愚蠢的”，那么，他还会注重家天下吗？他还会那么狭隘吗？他还会那么嫉贤妒能吗？

借鉴历史经验，中国要肯花钱把世界一流的社会科学家请来。

我曾提建议：建立建议制度和建议科学院。简言之，就是给一批一流学者无限的学术研究权和发言权，只要这些人没有物质犯罪行为，就不受刑法处罚，并保证其物质生活条件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就是天天批评党和政府也不追究刑事责任。这是一整套制度，在此不赘述。大家想，如果有人早些倡议放开新冠隔离，是不是很有好处呢？可是，就当时形势而言，万一被误作汉奸，可有掉脑袋的危险。国家要好，就得有发达的社会科学；要想有发达的社会科学，就得有学术自由。但学术自由不能干扰意识形态，这样，就得有建议制度和建议科学院。社会科学发达，就为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和集中者的诞生构造好的前提。纵观中国历史，是一部民众愚昧史。

什么叫左倾？事情是这样的：开展工作就是要依靠左派，照顾中派甚至中右派，把最右的改造过来。这就是工作法。当领导者的工作方针在中派，甚至在部分左派那里都不被理解时，这样的工作方针就叫左倾。我就犯了左倾错误。其实，自己早就知道，往好了说叫作“有枣没枣打一杆子”，往坏了说叫作“死马当作活马医”。

看松言晓谈《颐和园》感言：就这样自私的皇帝，能把中国治理好吗？可是，人民拥护他们。民族的悲剧就在这里。如果把造园子的钱用于养世界一流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，那么，世界第一强大除了中国还有谁？

一个人的学问既博又渊，但不等于他不犯错误，仅仅是犯错误的概率相对低而已；一个人学问差一点，也不等于一定犯错误，只是犯错误概率相对高而已。我从不相信自己不犯错误。

我在四十年前就指出，生产工具经历狩猎工具（棒子、尖石、鱼钩、矛和弓弩）、牧耕工具等阶段，这通称为简单工具时期；然后，进入组合工具（机床是典型代表）时期；继而，再进入自动组合工具时期；接着，进入人工智能及其机器人时期；最后，进入生物工程生产时期。在生物工程生产时期，并不排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，而是核心生产为基因设计和生物长成。比如作物直接长出方便面，树木直接长成木质别墅，马长成轿车（只是没有四个轮子，而是四条腿），还有宠物狗型服务员等等。

简单工具时期对应了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；组合工具时期发生了资本主义社会（国本主义社会）和社会主义社会，自动组合工具时期还是这样；人工智能及其机器人时期对应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；生物工程生产时期对应共产主义社会。

不同的社会不仅生产方式不同，上层建筑意识形式也不同。因此，要想制定切实可行的家族文化，不懂未来则无从谈起。再想，即使家族文化好，但子孙赞赏和支持坏的政治，或者反对和阻挠好的政治，最终能幸福吗？

良心的泯灭和正义的丧失，是民族极大的悲哀！良心的沉默好像比泯灭强些，但也足够糟糕。人啊，即使不为他人，也要保持良心和正义，因为不这样，此后会有恶报。

以我为例，二十多年前，我为中医遭海外敌对势力出资诽谤鸣不平，于是，遭海外敌对势力的空前诽谤，他们试图让我社会性死亡。可现在呢？真正的国医大师大都热情地帮助我。保持良心和坚持正义当然要付出代价，但终有善报，又何况这是我们的本分。想幸福，就得把善积累够。

洪秀全这把子人与毛泽东这把子人有什么不同？前者干的事不是革命，也无所谓善，所以几乎都没好下场；后者干的事是革命，革命是最大的善，所以享了不少福。至于共产党人也有不少没有好下场，那是因为他们在革命大前提下，也干了坏事。

人生的根本就是掌握历史，规划现实和预测未来，从而实践之。如果一个人掌握的历史是错误的，那么，他对现实的规划和对未来的预测都不可能是对的。